周苏菲马海德几个孩子

导语：周苏菲马海德这对抗战年代的异国恋人经历了什么，恩？据悉，周苏菲马海德只有一个儿子叫周幼马!周幼马，1943出生于延安，1991年入党，马海德基金会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马海德英文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马海德之子。延安时期马海德英文名，父亲马海德是***的保健大夫。周幼马的晚年生活，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

周幼马，1943出生于延安，1991年入党，马海德基金会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马海德之子。延安时期，父亲马海德是***的保健大夫。周幼马的晚年生活，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

平时参加政协的活动、写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退休干部的晚年，他说，自己很幸福。

1943年，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

当时，马海德是***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苏菲和**早年在上海一起演电影，到延安又相见，自然比较熟络。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乐融融。1947年，***进攻延安，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筐，母亲牵着牲口，这边是周幼马，那边是***的儿子杨少怡，“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说父亲的美国人身份曾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相对亲近，那么解放后，同样是因为美国身份，在当时“一切学习苏联”的中国，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

“虽然是**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

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马看来，父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解放前不惧艰苦毅然加入解放事业，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坚持过艰苦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去见***，贺子珍从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东西，我父亲吃了，‘哎呦’就叫了一声，是那么酸的杏，一点儿糖不搁就腌起来，当时在陕北还是比较奢侈的小吃。

”而这种艰苦，解放后也同样在经历着，不过其中也有很多喜悦。比如给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马海德回访，少数民族的人就送一团羊油作为重礼，回到北京，炼成油，做炸酱，再出去的时候，吃它就干粮……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成为敌人，那时周幼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

美国人的血统，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压力，“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就把我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一举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马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颐和园，看见厕所墙上写着的外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字儿吗?父亲说，不，这是俄文，我讲英文。

周幼马觉得奇怪：是因为俄国人特别多吗?父亲回答他：现在是俄国人多，但将来也还会写上英文的。

作为马海德与中国女演员苏菲的独子马海德英文名，如今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的周幼马，毫无疑问是马海德五十多年中国岁月的最佳见证者。

对于周幼马而言，父亲的故事在当年并不见得多么吸引自己，但日后讲得越多，便越觉得父亲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亲的一生都奉献在中国

马海德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那之前，他还叫乔治·海德姆，穷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后裔，苦苦求学后终于考取医学博士。

毕业那年，他和三个朋友周游世界，到了上海，发现在上海讲英文完全能活得下来，挣钱也容易，就留下了，从此再没离开。

1936年，在上海一家书店，马海德偶遇进步人士，并经引荐结识了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去陕西保安访问，随后便留下来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转移到延安后，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顾问身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那时他没有选择做官，而是继续担任卫生部顾问，长年下农村，致力于消灭中国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和麻风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宣布消灭梅毒后，马海德立刻开始研究麻风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国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从参加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身为外国人的马海德一直默默地参与其中。

“父亲这一生千辛万苦，却也很伟大”，多年后，周幼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切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给自己的震动更大。

周苏菲1939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是鲁艺第二期学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与马海德产生了炽热爱情,西部牛仔式的同骑一匹马、西方式的吻别……, 为当时的延安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33年,他们结为连理,从此,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携手走完一生。

马海德,他1933年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55个春秋。他德?开朗、热情,幽默,博爱,在工作上认死理,较真;他是第一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人、是第一个加入中国***的外国人、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外国人、是唯一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四个历史时期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更是一位改变了中国数百万麻风病人命运的伟大医生。

1988年,马海德在北京去世后,周苏菲为他写了一本深情的回忆录,书中,周苏菲这样回忆他们的故事:七十年前(1940年3月3日),我和我的丈夫马海德(乔治·海德姆,美国人),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举行了我们的婚礼。婚后,他称呼我“妹子”,我称呼他“马”。彼此这一叫,就是一辈子。

这几天,一部讲述他们烽火爱情的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上演。

本剧导演万盛华表示,这是一个真实的外国友人为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励志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美好跨国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的创作饱含着对革命前辈深厚的情感,充分表现出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感情关系——恋人情、同志情、战友情,表现出内在的人格美。表现人的精神、人的追求、人的奋斗和战争的残酷。

想更多了解鲁艺校花周苏菲和马海德在抗日烽火中的爱情与奋斗故事,一起来看电视剧吧。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炼钢工人家庭。贫穷的家境,铸就了马海德倔强的性格,他的学业,是依靠自己半工半读完成的。

他先是考入了大资本家洛克菲勒办的美国医科大学,并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海,与两位美国朋友开了一家诊所。再后来,经宋庆龄介绍,与斯诺冲过封锁线,1936年到达延安。在这里,他被高尚的***人深深地感动,并赢得了党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总顾问,在医学上成了有名的“万能博士”,从***到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看病。

1939年冬天,一个八路军女战士鼻子不通气,来找马海德治疗。马海德胡子满腮,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除去高鼻子、大眼睛以外,和一些久经战争忍饿挨冻的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这位八路军女战士,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她进得门来,红扑扑的脸庞,会说话的眼睛,粲然的微笑,如雪地里突然冒出的一支红梅,将乔治一下子给惊得愣住了。陕北延安四年间,他第一次窥见了东方女性的魅力。

这名八路军女战士叫周苏菲,1919年出生于舟山定海县一个以造船为业的豪绅之家,从小出落得亭亭玉立,自然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民族危亡之秋,她偷偷地飞到上海,成为左翼文化界活跃的“小鸽子”。

十六岁便走上银幕,与走红上海的蓝苹(**)同台演戏。1937年8月上海燃起战火,她随同文艺团体撤到昆明,因积极宣传抗日,“周苏菲”三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组织上当机立断,送她上贵阳,走四川,终于到达了西安的七贤庄。在这里,一个大通铺上住了20多个女孩,都是去延安的,彼此亲同姊妹。一位姓朱的女孩常与一位姓王的姑娘开玩笑,让王姑娘“坦白交待”她和马海德的恋爱关系,王竭力否认,两人在铺上滚来滚去,逗得众人开怀大笑。

边上的苏菲,从这里第一次知道延安还有外国人,而且从小朱那里知道了这马海德是了不起的医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来就医时,正是这个老外,被她身上洋溢着的东方女性的魅力所打动,径直奔向她来了。美丽有无限的诱惑力,这一见面之间便沟通了爱的源泉。

马海德自然不敢放过这天赐的良机。他细心为苏菲诊断之后,还特意配制了粉红、淡绿两瓶药水;翌日,又用淡绿、粉红两页信笺以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了一封额外的信:“我衷心希望你能按时很好地服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这次看病治病,在双方心里都播下了温馨而微妙的种子。

第一印象充满了敏感与jiqing,决定缘分的,仿佛正是这第一印象。而爱情之花的开放,则是在1940年除夕的娱乐晚会之后。苏菲在晚年专文记叙了这段甜蜜的往事——

“除夕那天刚吃完晚饭,就听见礼堂里锣鼓敲得震天响,不知是谁在门外叫着快走快走,晚会开始了。我和林兰赶紧提着马扎跟着人流跑去。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舞台中间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医生,他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正在跳加官,这是传统戏剧里过大年才演的吉祥剧目。

马大夫脚下蹬着高底鞋,脸是画着大花脸,两只大眼睛闪闪发光……全场像开了锅似的,有的人大声喝彩叫好,有的人拍手称快。当我向前再看时,我发觉***和中央几位首长在第一排的长凳上,也笑得前仰后合。

“加官跳完了,观众还不让他下台,他只好憋着嗓子唱了一段《桃花江是美人窝》的流行歌曲,大家被逗得更大声地笑起来。紧接着是京剧团的《打渔杀家》,我对京戏不感兴趣,就到宿舍里去了,但马大夫的精彩表演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再次回来时,礼堂里已经开始跳舞了,人们双双起舞,我独自一人悄悄地站在大柱子旁边看热闹。一会,马大夫带着一个舞伴从我面前跳过去,温文尔雅地跟我打个招呼,他跳舞的姿势美极了,下一支乐曲开始时,他就过来约我,我说不会,他说没关系,便带着我跳起来。

最初我踩了他几次脚,慢慢地跟上了步子,跳得合拍而且很有兴趣,一圈又一圈,一直跳到舞会结束。

他说今晚不回城里去了,将在肖三那里过夜。肖三是著名诗人,也是我们文学系的老师,他一个人住一孔窑洞,在东山上。我们四个系的学生,都住在礼堂后的几排砖窑洞里,我和林兰住一个窑洞,里面有个较小的套窑,住着一位怀孕的李大姐。

“我上了床,却无法入睡,我的耳边久久回响着马大夫的声音。忽然,套窑里的李大姐shenyin起来,原来她临产了……我猛地想起了马大夫今晚住在肖三那里,我和林兰便把邻居的同志们叫起来,然后两人结伴上东山去请马大夫。

“漆黑的冬夜里,我们翻过了两座大山坡,少说也有一两里路,两个手电筒,电池的电也用光了,山里不时传来狼的嚎叫声,我们又急又怕,大冬天,两人都出了一身大汗……东山上所有的窑门都关得紧紧的,不知肖三老师住在哪一孔里,没处询问,也不敢敲门,我急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旁边的门响了一声,里面出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我们要找的马海德大夫。我抹抹眼泪,说有个大姐要生孩子了,快救人去吧。他有些犹豫,说他不是产科医生,我不由分说,催他穿上衣服,拉着他就走……到了我们窑洞里,他把闲人都打发走,留下我和林兰给他做助手……黎明前,一个小女婴终于顺利降生在人间了。

李大姐高兴得流出了幸福的泪。李大姐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集体’。这是1940年除夕之夜我们系里的最大收获……

“人们都去睡觉了,我请马大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你看天亮了,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看日出好吗?’

“我俩出了院门,来到了延河边上,这是我们鲁艺师生晚饭后常来的好地方,但是清晨的情景我却是很少感受的,我发现天边的朝霞,抹着一片红晕,映照着河边上和沙坡上黄色的沙土,很美很美,一夜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

“我们沿着延河慢慢地走着、谈着。从当前的生活、学习、工作,谈到了彼此的家庭与身世……我对他了解得越多,心里越是觉得和他亲近,看他是那样的纯朴、可敬、可爱……他夸我的手特别美,像象牙雕刻出来的;又夸我动作敏捷,劝我改行学医;还说我的性格也像人一样美,既开朗又温柔……就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年轻的马海德大夫向我倾吐了爱恋之情。

他的言词虽然质朴,感情却真挚、热烈,温馨与甜蜜,逐渐充溢着我的心头。当他低头亲吻我的时候,我腼腆且乐意的接受了。就在延河边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忘记了一切,沉浸在幸福之中。

“道别的时候,他说,他马上去向组织请示批准我们结婚。后来,我听说,他骑着马一口气跑到了王家坪,冲进门去找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开口就说他要结婚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找的是我,因为他常骑马来鲁艺,有人曾问他知不知道鲁艺有个刚从大后方来的漂亮姑娘叫苏菲。他说,见鬼,我怎么没有见过呢。结婚后他坦白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认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怕知道的人多了,别人来追求,他就难以成功了。

“他认认真真地向组织打了一个报告,只过了两天就得到了批准,我们决定很快结婚,他拉着我一定要去边区政府banli结婚登记。那时在延安,我们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结婚都是向组织打报告,批准了就行,没有别的手续,但是马大夫认为不够,坚持要去政府登记。

那天,他硬是把我拉到边区政府所在的山坡窑洞里,大概叫民政厅。当时在根据地老百姓中间宣传新的婚姻法,要废除买卖婚姻,所以鼓励结婚banli登记。

这个登记处只有一张方桌和两条长凳,一个小鬼大约也只有十六七岁,正在那里工作。他一看来了一个高鼻子新郎倌要登记,不敢同意,也不敢拒绝,呆了半天,只说让我们在长板凳上坐一会儿,他自己却跑了,又过了好久他进来笑着说:‘你们登记吧。

’于是办了手续,结婚证是用最普通的纸印刷的,上面写着马海德三十岁,周苏菲二十一岁,于1940年3月3日登记结婚。下面还有证婚人、主婚人姓名,结婚证上还盖了边区政府的大印。当那小鬼把证书交给我们时,马大夫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结婚证是两联的,应撕开男女各保存一张,可是马大夫不让撕开,他说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这一对蓝眼睛与一双黑眸子相恋于延河边,简直热烈得发疯,又疯狂得可爱。每次与苏菲散步回来,马海德总要按西方习俗热烈吻别。开始,女同学们看着都怪不好意思,瞄见他们的身影,便赶快躲开。

慢慢见过几次,窥得极端的热情也是娇媚之极致,而且也从远处感受到了那一份甜美与幸福,心里暗自羡慕。以后,估摸两人快回来了,姑娘们竟悄悄地佯装无事,故意踅到延河边,坐在石头上聊天观风景,其中的一道别致风景,就是马海德与苏菲那双方陶醉得天旋地转的接吻。

这浪漫、甜蜜的爱情,这让马大夫夸耀为“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的爱情,在最初也曾受到少数同志的不解与怀疑。洞房之夜,窑洞里点上了洋蜡,机关供给部给他俩发了一床红绸面的新被子,那是当初红军打土豪从老财家没收的,窑洞里一片喜庆气氛,可苏菲躺在床上,坐在炕沿,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忽然庄严起来:想着自己三个最要好的朋友没来参加酒宴,心里很不是滋味。

本来,她们是一同满怀爱国热忱投奔到延安的,一路上千辛万苦,结下深厚的友谊。就在马大夫求婚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早上,他们四人结伴在后山游玩,苏菲正要开口向她们袒露自己的秘密时,突遇日本飞机轰炸,她们急忙趴在山坡上,一动也不敢动。

那飞机在空中不断盘旋,趴在地上的苏菲忍不住了,仿佛对着空中的飞机大喊了一声:“我要结婚!”三个朋友一听此言,顾不得敌机尚未飞远,一骨碌全坐了起来,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苏菲问“是谁?是谁?”当苏菲原原本本“坦白”之后,她们异口同声,坚决反对。

苏菲在婚床上越想越伤心,她觉得自己失去了朋友,而朋友们的担忧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善解人意的马海德,频频为她擦着泪水,诚恳地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对外国人有隔阂并不奇怪,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歧视造成的,我们可以分开,你还是自由的。”苏菲有福了,一个异族血统的男儿爱她竟爱到这步田地,对其已到手的美丽鸟儿甘愿还它最大的自由,这是何等的幸福!马海德的这番话,打动了新娘的心,新娘化啼为笑,一转身扑进了他温暖的怀抱。这时,蜡烛结上了一朵大大的烛花……

后来,马海德与苏菲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友玛。友玛非常可爱,人人喜欢他。延安老百姓为感谢马海德治病之恩,送给友玛一个可以吹响的小泥人——这是陕北民间常见的儿童玩具。

1988年10月,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七十八岁的马海德,在与苏菲共享整整半个世纪美好姻缘之后,无比眷恋地永别了苏菲。去世前,他曾拿出十万美金,设立了中国防止麻风病基金会。去世后,苏菲把马海德给她留下的四万美元养老金,也捐给了基金会。她和丈夫的共同心愿,是要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消灭麻风”,为国争光。

在苏菲晚年退出电影艺术活动而继承丈夫遗志、致力于消灭人间病痛之时,我们国家许多大中城市里后起的明星、新秀们,好多人远涉重洋,嫁与老外,其中也不乏追求金钱者。

与延安这块土地上半个世纪之前所发生的爱情比一比,更显出延安时期的神圣,也更显出民族的好儿女永不移其根性与心志的珍贵与难得。真赤子,大浪漫,真挚的爱情不分国界与种族,与金子一样的灵魂是和谐、统一的。苏菲、马海德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