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周易》[1]是传统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词条图册关系表知乎精选

The Book of Changes

大道之源、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西周

周易

姬昌

《经》，《传》

易经

概况

编辑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2]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3]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4]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5]。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6]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7]，“《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8]”郭店战国简本《老子》的面世，证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批评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

马王堆帛书《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2]

“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es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效仿先秦与汉景帝把道家黄帝与老子的著作称经的做法，也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2]

“周”之涵义

具体地说，“周”字，有二义：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9]

②：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因周文王得名。[9]

“易”之涵义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10]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

“易”字演变③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从文字学看，“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

④日出为易。“干”的本义。

⑤易是占卜之名。

⑥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

⑦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太极图所示。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

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

⑨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周礼》“太卜”的记载中，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筮书称为“三易”，故易是筮书专有名词。[11]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

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

2.时时在变易之中；

3.又保持一种恒常。

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2]

编辑

《易经》由本文的“经”和解说的“传”构成。“经”由六十四个用象征符号（即卦画）的卦组成，每卦的内容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

一：爻，卦画的基本单位为“爻”，爻分奇画与偶画，奇画由一条长的横线而成“—”，俗称“阳爻”；偶画是以两条断开的横线而成“--”，俗称“阴爻”。每一卦从最底层数起，总共有六爻，六爻以不同的奇画偶画配搭，形成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组合。按易天地人三才观，初、二爻代表地，奇画为刚偶画为柔，三、四爻代表人，奇画为义偶画为仁，五、上爻代表天，奇画为阳偶画为阴。所以用“阳爻”“阴爻”称谓奇画与偶画，是泛阴阳论的表现。[2]

二：卦画（卦的符号），即由六条“—”“--”奇偶画爻组成。

三：卦名，顾名思义即前面卦画之名，如“坤”“复”“既济”等。

四：卦辞，在卦名后，对六爻的综合总结，如“元亨利贞”，“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等。

五：爻题，即爻位名称，表示某一爻在六爻中的具体位置及奇偶画性质，六爻卦位自下而上数起，分别为初（即一）、二、三、四、五、上（即六）。“—”为九，“--”为六。如“初六”“九三”“六五”“上九”等。

六：爻辞，指单条爻的说明、描述文辞，一卦有六爻，故共有六条爻辞，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同一卦六条爻辞间相对独立、相对静止但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表示不同时间、阶段事物的发展状态，以构成完整的发展、发生过程即全卦六爻整体内容总结—卦辞。

七：上卦与下卦和内卦与外卦，因六十四卦最初由三爻八经卦重之演变而成：“八卦成列，像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所以六爻卦亦可以分解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四、五、上为（上卦）或“外卦”，初、二、三为“下卦”或“内卦”。如“复”卦，上“地”下“震”，内“震”外“地”，“谦”卦为“坤”上“艮”下，内“艮”外“坤”。[2]

一：古经分篇

《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共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二：卦的构成1．卦符构成《周易》每一卦有六爻，即六个符号组成，六个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即上卦和下卦，上卦和下卦分别取八卦中的某一卦。何为八卦？八卦指乾，坤，震，巽，坎，离，艮，兑。[2]

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八卦符号两两相重，构成了《周易》六十四卦卦画，8×8=64。为了区分八卦之卦和六十四卦之卦，古人称八卦为“经卦”。称六十四卦为“别卦”。因此，任意两个经卦相重叠可以得一别卦。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相重而成。故从卦画看，一别卦由两经卦组成：居下部分称内卦（又称下体），另一部称外卦（又称上体）。

由于八卦相重成六十四卦，故往往用八卦卦象称呼六十四别卦。八卦最基本的象是八种自然物：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2]

为了记住六十四卦卦象，以两个经卦卦象称呼一别卦。如天地否即看成由天地组成的卦画称为否卦。天山遁可看成由天山组成的卦画可称为遁卦。[12]

2．《周易》每一卦的组成

《周易》中每一卦除了卦画（符号）外，还有卦名、卦爻辞，按照先后次序，《周易》每一卦有四部分组成。

①卦画（卦的符号），即六条符号组成，如坤。[2]

②卦名，所在卦画后面的叫卦名，如乾，乾就是卦名，卦名是对卦画最简要的说明，它是这个卦的主题。

③卦辞，在卦名后面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叫卦辞，卦辞是对一卦六爻总的说明。

④爻辞，一卦共六爻，即由六个符号组成，每爻都有一个意思，表达这个意思的文辞叫做爻辞。一卦有六爻，故共有六条爻辞。在卦辞下，六条爻辞有“九”、“六”作为爻题，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一卦六爻自下而上，若为阳爻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若为阴爻依次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13]

3．卦爻辞的结构

《周易》卦爻辞，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取象，说明事理；另一部分是断语。

所谓取象，就是叙述一件事，或描述某一自然现象，以此说明一个道理。所谓断语，就是下结论，多用吉、凶、悔、吝等辞。《周易》卦爻辞之所以要由两部分组成，原因就是为了占问。在占问时，遇到某一卦或某一卦中的某一爻，先看卦爻辞取象部分，表示占问者处境，然后看判断结果。

卦爻辞两部分是一种因果关系，有其前因必有其后果，但是这种因果性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也就是说从其前因中推不出其后果，而且有许多事是偶然发生的，不具有普遍性，而《周易》作者将这些不具有真实性，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加以整理，作为《周易》的卦爻辞。以隐语形式普遍应用于占卜之中来预测未来。[2]

《周易》卦爻辞并不是每一条都是有两部分组成，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没有取象部分，直接下断语。如《恒》九二“悔亡”。或者没有断语，如《大畜》九二“舆说輹”（车子与车轴脱节，指车子坏了）。也有的断语很长，如《坤》“利牝马之贞”（此占适合乘雌马）。

《周易》卦爻辞断语常用辞及含义：

吉（善，福祥）

利（顺利，适合）

吝（很难）

厉（危险）

悔（悔恨，穷困）

咎（灾患）

凶（祸殃，大的灾难）[2]

一：卦序指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14]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有着内在的根据，按照古人说法，这种排列反映了世界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乾坤为首，象征着世界万物开始于天地阴阳，乾为阳，为天；坤为阴，为地。乾坤之后为屯、蒙，屯、蒙，象征着事物刚刚开始，处于蒙味时期。……上经终于坎、离，坎为月，离为日，有光明之义，象征万物万事活生生地呈现出来。[2]

下经以咸恒为始，象征天地生成万物之后，出现人、家庭、社会，咸为交感之义。指男女交感，进行婚配。恒，恒久，指夫妇白头到老。社会形成以后，充满矛盾，一直到最后为既济、未济。既济，指成功，完成。未济表示事物发展无穷无尽，没有终止。《周易》作者力图使《周易》六十四卦排列符合世界进化过程。

但是这种排列并不是唯一的。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写在帛上的《易经》叫帛书《易经》，帛书《易经》排列完全不同于今本《周易》，它是按照八卦相重的原则，把《周易》六十四卦分成八组，叫八宫，六十四卦分属于八宫。

二：六十四卦卦画排列的特点

唐人孔颖达曾用“二二相偶，非覆即变”来概括六十四卦卦画排列的特点。

所谓“二二相偶”，是指《周易》六十四卦两两为对，共三十二对，如乾坤为一对，屯蒙为一对，按顺序依次为对。所谓“非覆即变”，是指《周易》三十二对每一对的卦画不是颠倒，就是相反。覆，颠倒；变，相反，如（屯）倒置为（蒙），（需）倒置为（讼），这是覆。（乾）与（坤）相反，乾六爻全为阳爻，坤六爻全为阴爻，（颐）与（大过）相反，颐上下为阳爻中间四爻为阴爻，大过上下为阴爻，而中间四爻为阳爻，二者卦画完全相反，这就是变。

《周易》六十四卦三十二对，有二十八对为“覆”，有四对为“变”，即除了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变卦外，其它与对皆为覆卦。[2]

一：爻含有三才之道。

八卦由三画组成，如乾坤三画象征着天地人，天地人即“三才”，其中下爻代表地，中爻代表人，上爻代表天。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故六十四卦中也含有三才之道。一卦六爻，初二爻为地，三四爻为人，五上爻为天。

二：爻所处位置代表事物不同阶段

初爻：代表事物开始；二爻：代表事物崭露头角；三爻：代表事物大成；四爻：代表事物进入更高层次；五爻：代表事物成功；上爻：代表事物终极。乾卦比较典型。[15]

三：爻所处位置代表人的身体不同的部分

初爻：代表脚趾（因脚趾在最下）；二爻：代表小腿；三爻：代表腰（三爻居中，腰也居中）四爻：代表上身；五爻：代表脸；上爻：头。咸卦、艮卦比较典型。[16]

四：爻所处的位置代表社会不同等级

按照汉人对《周易》的注释，情况如下：初爻在下，代表民；二爻居中，代表君子、卿大夫；三爻在二爻之上，代表诸侯；四爻近五，为近臣；五爻在上居中，为天子；上爻在最上，为宗庙（或太上皇）。

五：爻所处的位置代表不同性质事类

一般说来，二爻五爻居中，以示行中之道（即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古人称为大德），故多荣誉，多有功绩。也就是说，《周易》二五两爻辞多是吉利的。三爻居内卦之上，过中。故多凶险。四爻近五爻，五爻为天子，故近天子之人，多恐惧，即所谓伴君如伴虎。初爻代表事未成，上爻以示事已过。[2]

六：爻位

爻所居的位置叫爻位。爻位有一定的规律：初为阳位，二为阴位，三为阳位，四为阴位，五为阳位，上为阴位，即奇为阳位，偶为阴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在《周易》中，阴阳位与阴阳爻并非一一对应，即阴爻并非居阴位，阳爻亦并非居阳位。而多为阴阳杂居，如阳居阴位，阴居阳位，故《周易》中有当位、不当位（或得位、失位）问题。一般说来，阳居阳位，阴居阴位为当位。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为失位。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全当位者为既济卦，全失位者为未济卦。

《周易大传》，或称《易传》，因共十篇，又称“十翼”。传，有解说之义。在古代，凡解说、阐发经典著作意义的书和文字，皆可称为“传”。如《春秋左传》，是左丘明为《春秋》所作的注释。《诗经毛传》是毛亨为《诗经》所作的注释。翼，本指鸟虫之翅膀，此是指《周易》不可缺少的，与《周易》相辅相成的，注释解说《周易》的著作。

《易传》十篇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2]

一：《易传》的贡献

《易传》是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注释《周易》的著作。它的成书对《周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学习、研究《周易》的必读之书。

1．从抽象意义上对《周易》作了注释，即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概括说明和解释。如《易传》从宇宙宏观角度探讨《周易》起源，它认为《周易》是古代圣人仰观俯察，对大自然进行模拟、效法的结果，因而《周易》中八卦及六十四卦体现了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经过这样一解说，使《周易》理论变得博大精深。在注释《周易》卦爻辞时联系卦爻画注释，《周易》卦爻辞多是记录和叙述某一件事和某一现象。而《易传》把具体的卦爻辞上升到抽象的阴阳关系，从卦的含义及爻所处的位置进行解释，从理论水平看，远超《周易》古经。

2．《易传》从整体上对《周易》六十四卦加以排列和说解，揭示了卦与卦之间、卦象与卦辞之间、爻象与爻辞之间、卦与爻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周易》六十四卦由原来散乱不堪，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相互联系的统一体。[2]

3．《易传》对《易》的体例（如卦象、爻象、爻位等）作了详细说明，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原始的古筮方法——大衍法，在《易传》产生之前的春秋时代，虽然用《周易》占问非常盛行，但对《周易》体例、筮法都没有说明，而《易传》在这一方面作了说明。对研究《周易》体例、筮法的起源有很大意义，若无《易传》，今人将不知古代《周易》体例和占筮的方法。[2]

二：《易大传》的内容1．《彖传》（或称《彖》）

彖，即材，通“裁”，有裁断之义。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叫彖辞。彖辞也叫卦辞。对彖辞（卦辞）的解释称为“彖传”。《易传》以“彖”作篇名，实指“彖传”。《彖传》共64条，按照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经的分法，《彖传》分为上、下，即《彖传》上，《彖传》下。《彖传》专释《周易》卦辞，其方法如下：

①以八卦之象释卦辞。八卦最基本的象是八种自然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以八卦之象解释卦名卦辞。如《泰·彖》即《彖》释《泰》曰：

唐·李鼎祚辑易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所谓天地交，是指泰上坤下乾，坤为地，乾为天，天本在上，而今在下，地本在下，而今在上，以示天阳之气下降，入地气之中，地阴之气上升而入天气之中，二气交感，故有“天地交”之义。由于阴阳二气交感，万物生生不已，故为通达，即是“万物通”。[2]

所谓上下交，是指泰上坤下乾，乾为天阳本在上而今在下，坤为地阴本在下而今在上，故有上下交感之义，就社会而言，乾象征君，坤象征民众，在泰卦，君在下，众在上，以示君民上下交感，志向相通。

自然界的阴阳二气交感，万物通达生长；社会中君臣上下交感，志向一致，故天下泰平和谐，因而称此卦为《泰》卦。泰。就是泰平，通达。

②取义理释卦辞。八卦皆含有义理，如乾为刚，坤为柔，震为动，巽为入为风，坎为险，离为丽，艮为止，兑为说（悦）。《彖传》以八卦所含义理释卦辞，如《讼·彖》，即《彖》释《讼》曰：

“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所谓上刚下险，是指《讼》上乾下坎，乾为刚在上，坎为险在下，故有“上刚下险”。所谓险而健，是指《讼》内卦坎为险，外卦乾为刚，刚即健，故称“险而健”。因此卦乾阳刚健在上，坎水阴险在下，上下争讼，故为讼卦。

③取爻位说释卦辞。所谓爻位说，是指爻所处的位置。它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内容：中位、乘、得位、失位、应位。《彖传》以爻位说释卦辞，如：A．以中位说释之：

《蒙·彖》：“‘初筮告’，以刚中也。”

所谓以刚中，是释“初筮告”，蒙卦有九二爻为阳爻，并居内卦中位，故称“刚中”。[2]

B.以得位、应位释之：

《小畜·彖》：“柔得位而上下应之。”

小畜一阴五阳，六四爻以阴居阴位，故称“柔得位”，五阳爻分居六四上下，故称“上下应”。

C.以乘释之：

《彖传》所谓乘，是指阴爻居阳爻之上。乘，有乘凌之义。《彖传》以乘释卦辞，如《夬·彖》：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夬一阴五阳，阴为柔，阳为刚，此卦有一阴柔乘凌五刚之象，故柔乘五刚。

④以卦变释卦辞：

卦变，是指由于阴阳爻的变动，而使一卦变成另一卦，它反映了卦与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变化的关系。《彖传》运用这种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注释卦辞。如《损·彖》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所谓损下益上，是指《损》来自《泰》卦，即泰九三爻与上六爻交换位置而成，从上下卦看，是减损泰卦下体一阳爻而增益到其上体来。其道上行，是说减损下一阳而增加到上，阳通行在上。

而《益·彖》所说“损上益下”与《损·彖》相反，它是指《益》来自《否》，是减损《否》上一阳爻而增益到下，即《否》九四爻与初六爻互易而成。[2]

2．象（又称《象传》）

宋·杨万里·诚斎先生易传卦象取法自然之象，自然之象是指自然界事物所呈现的容貌、形态，如日月星辰所呈现的象称为天象，山川草木所呈现的象叫地象。《周易》中的象是对自然界中的物象加以概括整理，并通过卦表现出来的。《易传》中作为篇名的“象”是指《象传》，从上下经来看，它分为《象》上、《象》下两篇，从释一卦来看，又可分为两部分：大象、小象。大象是释卦象，小象是释爻象。

大象释卦的方法，是先用八卦之象解释卦，然后比拟人事，说明根据此卦象当如何去行动。如《比·象》：“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上坎下坤，坎为水，坤为地，坎在坤上，故地上有水。水性下，水行地上，没有间隙，有亲比之义，故此卦为比。比：亲比。先王效法此卦象当建立许多诸侯国，并以仁爱的态度去对待诸侯。从卦画看，比卦九五居上中为王，上下全为阴爻，故称万国、诸侯。[2]

《小象》释辞的方法：

①取爻位说

如释《屯》六二曰：“六二之难，乘刚也。”这是说，《屯》六二有“难”之文辞，是在于：《屯》六二之阴乘凌初九之阳刚。

又如释《否》九五爻辞：“‘大人’之吉，位正当也。”这就是说，《否》九五有“大人吉”之辞，在于此爻是以阳爻而居阳位，且居外卦之中位，即所谓“位正当”。

②《小象》有只从爻辞自身来解释爻辞，也就是说辞不明确，小象换一种说法表达这个意思。如《屯》六三曰：“即鹿无虞。”《象》释之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这是说，在没有虞人作向导的前提下去追鹿，这只有被动地跟从禽兽。禽是释鹿。[2]

③从义理方面释爻辞

如《恒》六五云：“贞妇人吉，夫子凶。”《小象》解释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这是说妇道人家守正则有吉。所谓守正就是妇人在婚姻方面从一夫而终，即一辈子只能嫁一夫，夫死不能再嫁，只有这样，才能有吉祥，而作为男子有绝对的权利只宜妇人从他，若他从妇人则有凶。《象》在这里很显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注释爻辞，这是《恒》辞中所没有的，《恒》六五爻辞是说，占问遇此爻，妇人则有吉，而男人则有凶。

3．《文言》

宋·王景孟·童溪易传“文言”之辞，古者多解，有说以文饰乾坤的，有说依文言理，有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故曰文言，也有说乾坤德大，持以文饰而为文言。

本篇以“文言”为名，是指《文言传》。《文言》文字不多，专门释《乾》《坤》两卦卦爻辞。《文言》通过注释《乾坤》卦辞，阐发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君臣上下、安邦治国、修心养性之道，它的注释，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理论深度，远远超过了《乾》《坤》卦爻辞。[2]

4．《系辞》

系，系属；辞，文辞。系辞，指系属在卦爻之下的文辞，即卦爻辞。《易传》以系辞为篇名，专指《系辞传》，其含义为系附在《周易》后面关于《周易》通论的文辞。

《系辞》分为上、下两篇，称《系辞》上，《系辞》下。《系辞》分章，古代不统一，一般说来，多采用两种分法。其一，分上篇为13章，分下篇为11章；其二，分上篇为12章，分下篇为12章。

《系辞》是对《周易》总的说明，内容博大精深，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是学易必读之篇，阐述了乾坤在《周易》中的地位以及内在的根据，追述了《周易》起源、形成、作者、成书年代，揭示了《周易》的作用为认识事物规律、预知未来、道德修养、安邦治国、观卦象制作器具；解释了十六卦十八辞，以补充《彖》《象》之不足，说明了《周易》体例，包括卦位、作用、爻位、爻德等；保留了古代原始的占筮方法——大衍筮法，并对其客观根据作了说明。[2]

5．《说卦》

又称《说卦传》，是系统地解说八卦的专著。《说卦》一般被分为十一章，主要说明八卦产生、性质、功用、方位，以及八卦所代表的卦象。其中八卦的性质、基本卦象是分析《周易》卦象，进行筮占的基础。

6．《序卦》

对六十四卦排列及排列的客观根据进行总的说明，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说明乾坤居《周易》之首，又以因果联系、物极必反、相生相成观点，解释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以物不可以终穷解释《周易》未济为最后一卦。《序卦》的解释多牵强附会。[17]

7．《杂卦》

杂揉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为三十二对，简要地说明卦名之义。之所以称“杂”，是因为它打乱了《序卦》六十四卦的排列，错综六十四卦而进行解说卦义。[18]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源自《说卦第二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按乾坤、兑艮、离坎、震巽相错排列，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

明·毛晋·京氏易传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亦称文王八卦，其出现远比先天八卦早。后天八卦源自《说卦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所谓“震兑横六卦纵”。

歌诀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多种，如“今传本”卦序、京房易传的八宫卦序、邵氏易卦序、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周易卦序等。[19]

八卦歌诀：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八卦代数：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八卦五行：

乾、兑（金）；震、巽（木）；坤、艮（土）；离（火）；坎（水）。

八卦生克：

乾、兑（金）生坎（水），坎（水）生震、巽（木），震、巽（木）生离（火），离（火）生坤、艮（土），坤、艮（土）生乾、兑（金）。

乾、兑（金）克震、巽（木），震、巽（木）克坤、艮（土），坤、艮（土）克坎（水），坎（水）克离（火），离（火）克乾、兑（金）。

八卦旺衰：

乾、兑旺于秋，衰于冬；震、巽旺于春，衰于夏；

坤、艮旺于四季，衰于秋；离旺于夏，衰于四季；

坎旺于冬，衰于春。（四季是指每个季节的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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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辩证法思想萌芽于《易经》体系建立于《老子》。陈鼓应指出：“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

《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性质也有所不同。[2]

一：《周易》产生及早期，是一部筮书，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准则。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当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横祸或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以达到趋利避害。基于此，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2]

二：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胜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纳甲法，因而在汉代筮法趋向完备。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至今《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2]

《周易》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各种版本编次存在很大差别。通行的编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编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义》编次，其编次特点经传混合，把《易传》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有关部分放到对应的地方。《易传》中凡属于总论，或者无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经之后。[20]

古代对《周易》编次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传合，另一派是经传异。

战国时，《易传》十篇成书，《周易》经传分离，到汉代，《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但《周易》经传是分开的，一段把《易经》分为十二篇：《周易》古经上下两篇，《易传》十篇。

西汉末，费直首次以《易经》解经，经过郑玄、王弼传费氏易，将《易传》分割，附到《周易》古经相应的地方，并在书中称有“彖曰”、“象曰”，这就是如今通行的编次。[2]

唐孔颖达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义》，使王弼易本定为一尊，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本编次不完善，还应该把其它传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础上把《序卦》分割，逐条放到每—卦经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将《易传》有关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许多易学家不同意这种方法，恢复了汉初《周易》十一篇，让《周易》经传不相混杂，如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次。朱熹的《周易本义》后经人篡改，次序被打乱，《周易本义》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将《周易》经传合，有利于对照传文解释《周易》古经，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点是容易使经传不分，特别是打乱了各自的体系，不利于对二者的体系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而把《周易》经传分开，保持了《周易》经传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点，但是，不能直接对应经传读《易》，二者各有千秋。[2]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21]。

孟喜《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

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22]

程颐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23]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认为，《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六十四卦是这个总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体现，虽然代表六十四种境遇，但它经过解释，可以代表天下无尽的境遇。

在《周易程氏传》中，对于易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有很多解读，这些解读主要围绕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服务于“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在《周易程氏传》中，从道德形上学的“理”，到践履完成它的工夫“诚”，都有一定的诠释，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程颐高度推崇、弘扬儒家人伦道德、王道政治理念，而且还为人们从本体到工夫，从明道到行道，提出了一条非常可行的实现“内在超越”之路径。[24]

王夫之朱熹在评论程颐《易传》时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处。[25]”就是说，《周易程氏传》将《易》来做个载体讲他所见的道理，或者说是借《周易》卦爻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故无一句讲到卜筮，通篇皆在讲事理。朱熹还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26]”这也是说，程颐先熟读六经，尤其于周敦颐处特有颖悟，以此中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周易》发挥所见。不是伊川解释《周易》，而是《周易》解释伊川。

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就是在程颐这一基调之上继续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作《周易本义》，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后来的易学家从中发挥出道理这一本来面目，强调《周易》的卜筮性质。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22]

现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一直被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认其为传统社会官学典籍，另一方面又弃如蔽履。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学者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介绍了《易经》中的“宇宙秩序”观念。80年代，《周易》开始为大陆学术界所注意，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群体，以《周易》流传本及出土《周易》竹书、帛书文本为主，相继出版和发表大量高质量专著、论文；另一方面从逻辑学研究队伍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和分析《周易》，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并在21世纪初，将《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编写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高校研究生教学用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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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28]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28]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张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28]

《周易》中有多处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还有讼与噬嗑两卦专门讨论法律问题。[29]

第一，君权神授思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君权神授”必然要求君主为立法的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之相应的是专制，“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正是这种意思的集中表达。《易传》的根本思想是专制，“法自君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易传》中反而没有对此加以论述。

第二，“刑罚清”与“刑罚中”。

豫卦的下体是坤，上体是震；坤的性质为顺，震的性质为动。上下结合形成顺与动的特点，而顺是动的前提条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昼夜交替、四时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先后出现的，这才保证了自然界的正常运转；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法律的实施也要依此而行。这应该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一切权利来自于自然，《周易》强调“法权君出”，与人们所讲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从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级官员应仿效自然界的运行特点来执法。[29]

第三，明罚敕法与明慎用刑。

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罚敕法。”这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因为要实现“明罚清”与“明罚中”，前提是“明罚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开化问题，把定罪与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使天下民众清楚明白，知道其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尽可能不触犯法律；即使触犯法律，也因为有明文规定而定罪量刑适中，民心折服。以尽量避免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罚敕法”的重点不在于罚，在敕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与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这是“为政以德”的延续，主张德教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辅。

第四，息讼思想。

《周易》中专门有一卦———“讼”讲诉讼问题的，但卦义却不鼓励人们争讼，更不教人们如何取得诉讼的胜利。作为一个忠实诚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应保持内心平静，戒骄戒躁，能不诉讼就不诉讼；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诉诸法律时，也要保持冷静，不可采取过激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吉。“终凶”，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终极其讼之象，也就是说，把官司彻底打到底的意思，这种行为无论胜诉还是败诉，皆凶；在《周易》看来，无讼为最理想境界，虽有争讼出现，但经过调解而平息争讼也不错，不听劝解把诉讼进行到底最不好。“利见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听讼———即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断案，才能息讼；“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险大难，这是说，当某人陷入争讼的旋涡时，不可涉险其它危险之事，因为此时的人心浮气躁，运时不佳，涉险其它，很容易出其它问题；“君子以做事谋始”，与“终凶”对应，从另一个角度告戒人们，与其争讼不止，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理顺各种关系，从根本上杜绝诉讼。[29]

（一）两仪与经济。

周易在经济上的重大启示，是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依据阴阳两仪的动静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源头太极的第一个创化，是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中找出稳定合理的主观价值，其后分别有私有及公共消费财的后续创化。经济学认为，一切最终财货都直接或间接充当生活欲望的手段，凡能满足人类生活欲望的财货便是具有效用。个体的消费理论及资产选择理论，即建基于此。经由交换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场竞争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稳定的客观价值之创化。客观价值不只可以适用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等微观经济的测量分析，也能适用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测量分析，宏观经济的客观价值，通常只是微观经济的直接叠加。[30][31][32]

由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价值流汇集起来所得到的产业关联价量模型合理的两仪解析，还可印证周镰溪《太极图说护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的“太极动而生阳”。此外，根据厂商的活动、经济环境对厂商无言的弱约定、及厂商对员工有言的强约定，经由就业与投资市场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中华文化的分析观念，不只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为道也屡迁”之各种动因。[33][34]

中华文化中虚实亦是阴阳两仪互动对待概念，可用来说明商品与货币之关系。桑弘羊《盐铁论·力耕》即说：“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北宋周行己《浮址集》亦说，物为实，钱为虚。元初赵孟颊也说：“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需，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32][35]

（二）三才与经济。

《周易·系辞上》：“六交之动，三极（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才是有意志、有意识、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须有精神作为，因此三才亦有为精神性万事之本的涵义。[36]

经济学假设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每一位消费者追求主观直接效用的极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会集体消费追求社会福利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费支出预算的客观限制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产者追求客观利润的极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产技术限制是精神性的地。[36]

若将消费活动的正而问题再视作天位阳交，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正面问题视作人位阳交，生产活动的正面问题视作地位阳爻，然后联立起来，已十足展现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将消费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天位阴爻，政经领导下社会集体消费的对偶问题视作人位阴爻，生产活动的对偶问题视作地位阴乏，然后联立起来，则十足展现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这就是易经说卦的天地定位。[37]

（三）五行与经济。

《春秋繁露·五行对》论述，五行相生循环是一种生、长、养、收、藏的生产性循环。而由藏再到生，其实就是反者道之动。所以生产活动不与消费、投资活动合理连结，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因果循环。[38]

对于因果循环的五行逻辑推演，一个成功的应用是企业小循环上。任何企业的劳动与资本（或资金）投入是生产活动最基本的投入。因为劳动投入是动因，故主“动”，为阳仪；资本投入是条件，故主“静”，为阴仪。而附加价值计算概念令其有专业经营以提高生产力的能动，故主动与冲刺，为经营理念之阳仪；生产毛额的计算概念可令其有企业分散风险综合理财以力求稳健之另一能动，故主静并求稳定，为对应之阴仪。若将劳动投入之阳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结合，其所取之象符合事物实际发展状况，是为实象。劳动投入之阳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结合，其所取之象是虚假之象，是为假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综合理财之阴仪相结合，是为用象。资本投入之阴仪与专业经营之阳仪相结合，是为义象。[39][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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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42]，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43]，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43]。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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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巨著，历经七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44]

《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易医国、医人、医病。[45]

《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易》在周朝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与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45]

虞世南：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毛泽东：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

郭沫若：《易经》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冯友兰：《周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南怀瑾：我始终怀疑《易经》的文化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留下来的，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的产物，因为它的科学、哲学的道理太高明了。

张协和：近代学者由于易理之启示获得诺贝尔奖金者已有四：德国汉森堡，其论文为《测不准原理》；丹麦之玻尔教授，其论文为《相生相克原理》，并在庆祝酒会上以太级八卦纪念章赠人；中国杨振宁、李政道，其论文为《不对等定律》，并自称得之易经之启示。今后由此书而得奖者，当犹有其人，愿周易学者多为现代科技服务。

爱因斯坦：“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

李约瑟认为易经的太极图显示了宇宙间力场的正极和负极的作用：“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黑格尔：“《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业。”

荣格：谈到世界人类惟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惟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