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中国近代读书人为什么都有风水情结（下）

【编者按】：科学与命理信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无论旧式读书人，如曾国藩、郭嵩焘等，还是新式读书人严复、吴宓、陈寅恪等，都有浓厚的命理信仰或命理兴趣。为什么一些新式读书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越大，命理兴趣也越大？所谓的迷信与科学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步发展？

2014年5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第200期上，对科学、命理信仰及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内容较多，我们分期连载，在此，你将看到一个隐秘而神奇的世界。

2月20日，小易分享了《熊月之：中国近代读书人为什么都有风水情结（上）》，今天分享下篇，正文如下：

前面讲的是传统读书人，下面讲新式读书人，所谓新式读书人，主要是在科学主义影响下接受过新教育的这批人物，像严复、伍廷芳……

这些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受近代科学思潮影响很大。以常理而论，在科学思潮影响下占卜这类文化，应该是没有什么市场，或者是空间很小的，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民国时期命理文化相当兴盛，占卜、扶乩都很盛行，出现了一大批的命理学家，也出现了一大批命理学著作。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丁福保，丁福保曾留学日本，清末民初他在佛学、医学方面都是很了不得的。在算命方面，他当时请了丁太炎，这是他自己在生活史里面写的。

丁太炎原来在北京，李莲英请他为慈禧太后测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档案史料，这个是笔记上讲的，丁太炎测字的结果是“两龙宾天”，当时两龙是谁啊？一个慈禧太后，一个光绪皇帝。丁太炎因此被捕入狱，等后来果然两龙真的归天了，慈禧跟光绪两个都死掉了，丁太炎才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他才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在相面测字方面名气就非常之大。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丁福保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去测一个字呢？林森讲，“我堂堂国民政府主席怎么好去测字呢？！”丁福保说，这个不难，我来帮你，林森就随便说了一个“福”，丁福保也写了一个“放”字，然后一起交给他们的朋友陈存仁，让他找丁太炎帮他测。

测字时陈存仁站在丁太炎右侧，丁太炎便说：“福字半面是示，加上右字，是一个祐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去莆田，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丁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丁问：“所占何事?”陈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名医陈存仁

准不准呢？看陈存仁先生的回忆录：对“福”字的解释 ，林主席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丁福保、林森这样的人，他们应该都有很好的西学背景，但他们相信命理的。

再说严复，严复可以讲是一个有新学背景却又热衷命理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占卜的事情太多太多，包括家里面的事情，国事、财富、疾病、官运、婚姻、流年等等，你们看严复的日记里面记录得非常多，光是1912年至少占卜了十几次，其中占财4次，为兄弟妹妹占卜了4次，占卜的结果每一次都记下来。

严复

著名历史学家王栻先生整理严复著作时发现，严复日记有一堆是日记，还有一堆是占卜的记录，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占卜的记录，我们今天看了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严复喜欢打麻将，每次出去打麻将以前都去占卜，然后再去打。

严复对于占卜，对于命理方面不光有自己的实践，他还有很多的理论。

严复自己相信，而且他不止一次写信跟他的儿子，弟弟谈这些事情，他说你们以后别把占卜、风水这些东西都说成迷信的，千万要当心，不能随便开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你们能够懂的。

严复在民国初年多次演讲认为，人死后灵魂是存在的，是可以证明的，现在证明不了，将来能够证明。他是受过西学教育的人，对于命理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实践，而且有很多自己的解释。

留学哈佛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占卜方面也跟严复一样入迷，他1910年要到清华去读书，占卜自己的未来，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

他多年以后对照自己的经历再详细把当年占卜的结果拿出来对，他说是对的。从上海到美国，不是两头都是波涛嘛，居中能驭使，就是说他做学问一定要能身跨中西，前途才会比较好。

后来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占卜的记录，举个例子，就是1937年7月27日的记录：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要轰炸北京，中国军队开始抵抗，北京的文化人就面临着要走，学校要内迁，内迁的时候他心理忐忑不安，就占卜。卦文大意是讲，这一段是大变动时期，但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是好的。

他当天晚上占了以后，还是有点怀疑，用《周易》又算了一下，他在日记里面有写的。他还打了电话给陈寅恪，陈寅恪到晚上9点钟打电话回来跟他讲：你占的这样完全是对的，未来趋势就是如此。

这段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吴宓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遇到事情占卜是一个常事。还有陈寅恪占卜的水准应该比吴宓还高，否则吴宓不会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人：沈有鼎，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再后来是北大的教授，再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从哈佛留学回来。他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面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

我这里有一个记录，那时候日本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他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我占卜的结果是'不出门帘凶'！”

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都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轰炸，一批人死在房间里。这个事件以后，钱穆他们都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再讲一下钱穆（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钱穆他对命理文化有他自己的解释。

1930年代，在北京，他曾经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请一个四川来的相师为他们相过面，钱穆这些人被请到梁漱溟家里面，相的结果是熊十力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是一个在野的人；讲梁漱溟晚年不是很好，讲钱穆精气神三者都很足。

当时还有一个在钱穆家里面帮工的人，相面的说他倒是要当官的人，其他人都奇怪，后来果然过了没几天，帮工的人的一个亲戚叫他去当官了。

钱穆自己对相命占卜这些东西他自己有评论的，他说“大凡流行于人间的，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不可以轻易的以不科学、迷信来对待它。”

再讲一个人，穆藕初，他是上海知名企业家，留学美国拿了一个农学的学位，他是西学修养非常好的人，穆藕初在命理方面也是一个很痴迷的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0年5月份穆藕初跟蒋梦麟（前北大校长），他两个人都是留美回来的，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喇嘛庙，在关帝庙前面求了一签，穆藕初的签记在他的笔记里面，他是留美回来之后，短时间内发了大财。

在上海建了棉纺厂，是中国少有的大富豪。他求的结果就是说，要好好用自己的钱财。当时蔡元培正在跟穆藕初联系，想让他给北京捐一些钱，穆藕初当时心里还没有想好到底捐还是不捐。

他抽了签以后想，明显就是神灵叫我要捐钱，如果不散财会有祸的，所以他后来捐了一大笔钱给北大。

第二个，蒋梦麟是代理北大校长，抽的结果是说，不用太烦恼，过了一阵子自然就会变好的。结果真的都按照签文发生了。

穆藕初信风水有很多事情，1923年他的企业经营得很不好，他就觉得是风水有问题，然后就请了有名风水师谈养吾， 算的结果是，穆藕初家门开得不好，前面围墙也有问题，所以要把围墙拆除，向前推100尺，穆藕初是大资本家，马上找建筑师来赶工，年底必须把围墙推100尺，门也改掉了。第二年果然企业大好，从此以后他就对风水笃信不疑。每个月给谈养吾生活津贴50块大洋。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了，为什么命理信仰长盛不衰？

占卜、算命、扶乩这些命理活动，它表现不一样，但是它的核心都是预卜未来，趋吉避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都是共通的。

我们都知道命和运有相通的，命假设是有定的，前世注定的，天之所命也不能改变，也不能违反，运是偶然的，但是他有相同的，无论是命，无论是运，都是超过人的智能可以左右的。

在接受了很多科学知识以后，人们还会对命理有那么多信仰，有三层原因，我把它分为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和微观原因。

宏观层面来讲，未知的领域永远大于已知的领域，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很多东西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在这样情况下，科学的终点就是迷信的起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倒过来，就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留给命理去占领。

中观原因就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其实从晚清以后到民国，哪怕到现在，科学尽管很发达，但对命理这个世界冲击还是相当小的，你能解决命理关心的问题还是不多，所以在命理世界与科学世界是同步发展的。

我没看到钱穆自己去占卜，但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像这样态度的人很多很多。我前面给大家讲了伍廷芳的例子，民国时期命理学盛极一时。

我把这个概括为“红包定律”，红包定律就是你家里有一个亲人要到医院去开刀，你要给医生送红包，送还是不送？有人心里就打量了，送了以后如果开好了，那很好，如果开不好，也尽心了，心里踏实；但不送，如果开得不好，那他心里就会不安，觉得如果送，说不定效果会好。所以，各占50%的时候，信的天平就会重一点。

第二，人在什么时候容易信？就是在动荡不定，难以把握，变化系数较大时候。生病的人容易信，叫平时不烧香，有病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因此这个时候成本是不算的。

商人、guan员都信，为什么？商场、官场上风险都比较大。大学老师不大信，为什么？显而易见，大学老师风险比较小。科考的人容易信，无论是过去参加科举考试，还是现在考大学的人。

第三，在难以把握的情况下，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容易信。他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命理给他提示，替他做决定，张学良杀杨宇霆就是这个原因。

张学良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命理信仰？人类永远有未知的领域，未知的领域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命理信仰的，因此永远会有命理信仰存在。我们研究命理这个问题永远都会有价值。命理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深奥。

美国现在靠命理生活的有多少人？数以十万计，美国每天的报纸上都登有星相，告诉你适合干什么，此其一。

第二个，新式读书人跟传统读书人在命理信仰方面表现不一样，像民国时期命理信仰和今天也不一样。

第三个，从哲学、历史、社会各方面看，命理信仰会伴随着人类始终，命理问题是有很大研究空间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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